揭开“中央政策好”这道迷魂纱

揭开“中央政策好”这道迷魂纱（上）

一、中共左手出台“好政策”，右手在干什么？
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对策”是跟谁学的？
三、“亲民领袖”带给人的思维误区
四、“民生政策”落实效果到底如何？
　1.取消农业税
　2.减免学杂费
　3.医改新政和全民医保
　4.全民社保
　5.“民生政策”的欺骗性
五、如何看待迟到的“民生政策”
六、中共真的关心“民生”吗
七、“坏政策”是如何得到保障的
八、要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利
九、敢问路在何方？

前言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中央的政策是好的，是下面的人把经念歪了。”这是很多中国百姓，包括一些西方人对中国问题的一种流行看法，不知不觉中认同了“上面的人是好的，搞坏事的是下面的人”这样一个歪理。大家想想，中央的官员不也是从下面一层一层做上去的吗？

中共近年来出台的“民生政策”和个别领导人展示的亲民姿态，让老百姓得到一些实惠和心理的安慰，从而对领导生出感激之心，这可算人之常情。但是，不少人从这些民生政策和个人姿态的迷幻泡影中生出对共产党的拥戴和希望，主动把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命运再一次寄托给中共，幻想好日子的到来而放弃对自身权利的追求和维护，甚至反感对共产党的揭露。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呢？不但眼前的小恩小惠得不到真正的落实，我们的长远利益更是得不到根本保障。

一、中共左手出台“好政策”，右手在干什么？

举个最近的例子。BBC中文网2008年10月10日有一篇报道《土地经营流转：政府热，农民冷》。山东聊城种植果树的农民史朝旭在接受BBC中文部记者的采访时说，“中央的政策很好”，但又坦言，“农民不会从这一次的土地改革中受益”，因为“有法不依、权大于法”，也就是下面的人会把经给念歪了。记者问如何防止不念歪呢，史朝旭说，“只有把农民联合起来，可是这很难。”采访到此为止。

史朝旭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只有组织独立农会，才能监督政府把“好政策”落到实处。可是，到底是谁不让农民联合起来？显然不是乡镇领导和县委书记能做主的，这种事情只有领导一切的“中共中央”才有决定权，也就是说，真正干扰“好政策” 落到实处的，原来正是出台“好政策”的那同一伙人，难怪俗话说，中国的麻烦，“问题出在前三排”。

这就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一方面中共不断出台“好政策”来缓解危机重重的民生问题，比如取消农业税，减免学杂费，搞社会低保、社保和医保，提高退休金等等；另一方面，中共又在处心积虑的出台“坏政策”来阻止这些“好政策”落到实处。不允许言论和媒体的自由，于是不能做好舆论监督；不允许司法独立，于是不能维护社会公正；不允许那些享受“好政策”的百姓联合起来，于是他们不能维护自身的基本权益不受侵犯；不允许信仰和修心向善的自由，于是不能提升道德和恢复诚信。

中共左手给出“好政策”，右手却在使出“坏政策”。结果，不但“好政策”大打折扣，还会衍生出层出不穷的新问题。

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对策”是跟谁学的？

其实，不论是“上面的”还是“下面的”，都是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干部，“下面的”对策是完全跟“上面的”学来的。

比如，环保问题。中央出台了一个政策，各省“落实环保一票否决制”。听起来好象中央决心很大，都觉得这下环保问题有了出路。可是，到了具体落实时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很简单，省、市、县、乡各级领导成为利益共同体，大家为了保住乌纱帽，就鼓励隐瞒污染，出了事就尽量掩盖，不让媒体报道，甚至打击报复敢于揭发的记者。

压制媒体记者的做法是地方官员的发明吗？当然不是。钳制媒体新闻自由是中央的基本国策。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在2005年发表的报告说，中国是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更别提花费巨资封锁互联网，胁迫外商配合中共过滤信息的丑事了。地方官对待媒体曝光的做法完全是在效仿中央而已。

再说说上访的事。这几年官民关系紧张，群众大规模抗暴事件频出。贵州瓮安少女被强奸致死引发群众烧毁政府大楼是个典型例子。后来中央就要求地方政府，不要一有问题就把武警公安和军队推到第一线，造成官民紧张。要同群众对话，避免激化矛盾。还有一条措施，叫“零上访”。听起来中央的决心很大啊，要地方政府妥善处理群众意见。可是，地方政府仍然一有事情就调动武警公安，因为那些群体事件大都是冲着当地政府官员本身来的，根本就无法同群众妥协沟通，与其让事件越闹越大，远不如用武力防止事态扩大更能保住乌纱帽。有人上访怎么办？也很简单，把有上访嫌疑的人都关起来，还有就是到处截访，不让访民进到北京，甚至在信访办门口截访，也就是实现了“零上访”。

动用武力镇压和抓人截访是地方政府的发明吗？也不是的。1989年天安门“六四”事件，中共不是动用了武警和军队吗？2008年拉萨抗暴，不也是动用了武警和军队吗？法轮功被迫害这么多年来，政府有坐下来同法轮功学员对话沟通吗？允许法轮功学员上访吗？

所以，根本不是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而是共产党本身从中央到地方面对百姓诉求“无策”的问题。你要言论自由，你要信仰自由，不就是要共产党垮台吗？这时候中共除了枪杆子的镇压，笔杆子的造谣中伤口珠笔伐之外，它没有别的办法。

三、“亲民领袖”带给人的思维误区

如果个别领导人对百姓的疾苦更体贴一点，对百姓来讲当然是件幸事，但是功劳应该属于他个人。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在中共这个体制中，个人并不能有多大作为。有人以领导人的个人魅力来为共产党的统治合法性找借口，为共产党的专制辩护，甚至认为共产党有希望了，是非常错误和危险的，对民族的长远发展甚至是极其有害的。

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反腐败可谓豪气千丈，“九十九口棺材留给贪官，最后一口留给自己”之说，更是让人民庆幸有个好总理。最后如何呢？腐败是越反越腐。温家宝作为个人，有体恤百姓之心，总理流下的眼泪感动着无数人民。他曾亲自为重庆农民熊德民追讨她丈夫被拖欠的工资，此后发出了“从源头上防止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怒吼，一些地方政府还成立了替工人追讨工资的办公室，名为“追讨办”。可是，这些年下来，拖欠农民工资的问题解决了吗？人们看到的只是拖欠工资愈演愈烈，甚至引起暴力事件，看到的是温家宝的孤立和毫无效果的坚定。原因很简单，温家宝身为总理，可以为农民工流下同情的眼泪，却不能给予农民工联合起来组织独立“农民工会”、维护自身权益的天赋人权。集会自由是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贵为总理的人，连宪法赋予的权利都不能为民作主，还奢谈什么呢？

朱镕基和温家宝的无奈，表现在他们只好用卸任或者死后别人如何评介他们来安抚自己的良心。2000年，朱镕基说他希望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就很满意了。2008年，温家宝在纽约接受采访时说，希望在他离开人世之后，人们能记住这位总理遇到灾难没有退缩，没有享受特权就满足了。

总理们的无奈之情，就是共产党体制对中国发展前途横加制约的最好说明。从他们的无奈中，我们要领会到，只有不断的对共产党这个体制施加压力，才能有真正的改进。如果因为总理们的亲民，而“爱屋及乌”的满足于共产党的现状，或者指望共产党自己的改良，那么，不但对民族是个灾难，就是对亲民的总理们来说，也是辜负了他们的愿望。

照理说，越是体恤百姓的领导人，越愿意倾听百姓的呼声，那么，我们老百姓就越是应该把中共压制百姓基本人权的事情向他们呼吁，越是应该揭露共产党的流氓和邪恶，让亲民的领导人看到民意，看到来自民间的支持和道德勇气，这样岂不是更能让他们担负起历史的责任吗？

退一步说，如果这些亲民领袖是想用自己的姿态来为共产党涂脂抹粉，来延续共产党解体的命运，只在乎后人如何看待自己是不是个清官，而忘却了自己的历史责任，在最需要他们去从根本上动摇中共统治，从制度上为老百姓保障社会公正的时候，他们选择了逃避责任，选择了配合共产党，甚至被共产党利用来麻痹百姓，那么，从长远看，这些领袖们也许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三个河南民警在派出所里打死23岁河北青年杜学雷的消息曝光后，网友反响激烈。面对一而再的发生警察滥用职权的恶性案件，有人发出了“我们最最敬爱的温总理啊，你在哪里啊？”的呼喊。这一声呼喊，有对总理的期待，更有对总理历史责任的谴责。

中国人不再相信眼泪，中国人要的是结束共产党残暴专制的勇气。

（待续）

揭开“中央政策好”这道迷魂纱（中）

文／欧阳非
（接前文）

四、“民生政策”落实效果到底如何？

大陆媒体报道说“民生问题”年年成为中共“两会”不变的中心议题，新华网“网民关注的‘两会’热点问题”调查显示，“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这新的“三座大山”分别以76%、65%和50%的得票率位居前列（2007年2月28日《中国证券报》）。这本身就说明，民生政策的效果是多么有限，根本不能治本，所以年年是焦点，年年是问题。

拿大家目前最关心的食品安全来说，中共狠抓食品安全的政策一大堆，大会小会开了无数，可是越抓毒食品越多。2007年因出口美国的宠物的三聚氰胺问题，中共发动了一场持续4个月的食品安全检测运动，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副总理当组长，各地省长、市长、县长全体出动，轰轰烈烈走了一把过场。结果呢，美国宠物食品也许安全了，可是，中国的婴儿奶粉却变成了毒奶粉。中共把国家体制搞腐败了，把人心搞堕落了，中共自己就是这一切的毒源，幻想中共从根本上改善民生，怎么可能呢！

1.所谓取消农业税

取消农业税，媒体一炒作，很多非农人口都以为中国农民大翻身，走在了致富的大道上。不错，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能够得到一些好处，但对于解决“三农问题”（指农业、农村、农民），简直是杯水车薪。

取消了农业税，当地财政少了一块，那就会刺激更多的“乱收费”。抓计划生育的，就等人家生下来再去罚款；抓扫黄的，就故意设套抓嫖客创收；抓火葬的，就等农民土葬后再上门执法收钱。其实，农业税本来就不是农民负担中最重的一项。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当地政府在几年前就已经减免了当地贫困农民的农业税，或者是贫困农民因为太贫困，根本无钱交纳农业税。不少极度贫困农民已经停止交纳农业税有多年。但是，他们的贫穷问题根本没有能解决。而且政府放纵农业生产物资价格高涨，这一减一增，有的农民甚至比过去收入更少了。政府还从农业生产物资生产商和销售商那里多收税收，实际上是将农业税转化为工商业税。

中共总是每出台一个什么“政策”，就炒作的山呼海叫的，意不在落实，而在给自己造势。

2.所谓减免学杂费

也是宣传得轰轰烈烈，以为中共把教育难题解决了。其实，对于如何定义“杂费”，很难有标准。不少学校还是变相创收。校服费、保险费、取暖费、卫生费、体检费，还有试卷费、活动费、择校费，集资费、重修费、补考费……五花八门的收费，学习不好的还要交“补课费”。

事实上，1986年4月我国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也就是说适龄的“儿童和少年”必须接受9年的义务教育。目前全球190多个国家中已有170多个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连北朝鲜早就实行了。中共居然在所谓的经济奇迹20多年之后，才把义务教育重新提出来。而且即使目前，义务教育普及和巩固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即使不要学杂费了，还出现大量辍学现象。

据教育部部长周济说：许多农村学校实验仪器和图书严重匮乏，开不齐国家规定课程，达不到教学的基本要求。学生寄宿设施更是严重短缺，许多地方农村学校常常是一间宿舍住几十个孩子、一张床挤几个孩子。许多学校防火等安全设施达不到国家规定标准，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卫生隐患。农村初中大班超额现象相当普遍，学生上课十分拥挤，严重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和教学活动发展。全国农村初中辍学率达到3.55%，其中西部地区农村高达4.64%。据教育部对60个县初中学生辍学情况的监测显示，一些县初中辍学率高于7%，个别县甚至达到10%左右。

中共对教育投入太少，怎么可能踏踏实实的解决教育问题呢？

3.所谓医改新政和全民医保

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比起特权阶层来，普通老百姓就很惨了，“看病难，看病贵”成为三座大山之首。于是，政府搞医改，改来改去，大家都感叹“医改为什么这么难”。 原因很多，单看看官、商、医勾结，权钱交易的一个具体例子，就知道为什么这么难。正常情况下一个新药从研发—评审—临床—批准至少需要五年的时间。而在中国这种研、审、批的时间可以缩短到几十天，原因就是评审专家成了药厂开发的高薪顾问，权威高官当上了坐地分钱的 “参谋”，老药翻新，旧药新装成了药厂公开的秘密。

“全民医保”当然好，但中共愿意拿出多少钱来帮助百姓呢？目前中国实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就因为投入不足，非常脆弱，再要政府全面承担公共卫生及全民基本医疗，难度会相当大。人多资源少，全民医保肯定会导致病人排队等待数月数年的现象。在一个体制腐败和道德堕落的国度，有权有势有钱有门路的人，总能在排队中优先得到服务，而普通百姓就只好等死了。

政府投入不多，还被层层贪污拐骗。“杭州警方破获4500多万元的骗购医保用药大案”，“宁夏查处内外勾结挪用医保资金3200多万元大案”等等，看看这个社会到处都是的蛀虫，就可知道在中国要想实施医改和医保的任务多么艰巨。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让谁做出最大的利益牺牲？中共的利益规则是让弱者更多为社会发展做出牺牲。怎样使用公共卫生资源能产生最大的效益？中共选择了城市利益优先于农村。在医疗资源短缺的背景下，谁可优先享有？中共让有权有势的优势群体优先享有成为一种下意识的选择。

4.所谓全民社保

被称为“救命钱”的社保，这几年曝光出来的腐败案层出不穷。举几个典型案例。比如，2006年的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目前已知的涉案人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上海市宝山区区长秦裕，上海市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等。该案涉及社保基金32亿元。“社保基金为何大案频发”，一度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看看媒体报道的标题，“陕西汉中查处社保金大案 一批官员被处分和撤职”，“浙江金华爆数亿元社保金大案 常务副市长被双规”，“辽宁爆社保大案 地方官员挪用农村千万养老基金”……这些是被曝光的，没有被曝光的就更是不知道有多少了。

老百姓自己的钱，自己都没有办法监督，这不悲哀吗？

5.“民生政策”的欺骗性

中国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常常错综复杂，加上这些年体制的制度性腐败和社会道德诚信的普遍堕落，要解决起来非常困难。何况中共还左右手互相制肘，效果大打折扣。就本质来说，中共出台的这些民生政策本身只是针对那个领域的庞大问题的一个小小措施而已。但是，经过中共媒体的主旋律宣传，很多人自然的就以为政府解决了这些复杂的民生问题，从而生出了对共产党的幻想。回想当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代，觉得很荒唐；其实，多少年，回想今天人们对共产党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幻想，一样会觉得很荒唐。

衡量民生政策的效果，有一个指标，就是这个社会的“和谐程度”。新华社下属的《瞭望》新闻周刊最新一期引述政府统计说，2006年中国爆发的群体性事件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报道以瓮安事件为典型，称无论从参与人数、持续时间、冲突剧烈程度、造成的影响，瓮安事件揭露了“社会底层积累的民怨不容小视”。

中共左手给出“好政策”，右手拿出“坏政策”，老问题解决不了，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社会矛盾肯定越来越大。所以，看见共产党左手的“好政策”时，千万别被迷惑，一定要盯住共产党那只肮脏邪恶的右手在干什么。

五、如何看待迟到的“民生政策”

中共在一片“盛世”的喧哗中，陡然发现几大民生问题“教育、就业、分配、社保、医疗、安定、公正”等已经严重恶化到威胁到中共的统治基础了。民生问题如此恶化，要是放到西方国家，这个政府早就被轰下台了，哪里还轮到中共用“民生牌”给自己涂脂抹粉呢？

不过很多人认为，迟到的“好政策”总比没有好吧？不管怎样，民生政策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总是会有一些效果，社会矛盾能得到一些缓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对共产党说三道四吗？

大概是中国人民被中共强权压制惯了，太容易满足于眼前的小恩小惠，不知道自己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权利，而且不敢想象没有共产党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子。不为短期的蝇头小利所动，着眼于保障自己和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第一，民生问题是共产党造成的，应该由共产党来承担责任，而不是普通老百姓。

中共说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必须牺牲一代人，所以就让几千万老工人下岗。湖南下岗工人陈洪直气壮地质问当权者：“计划经济不是我们所创造，共产主义也不是我们的发明。要付代价，首先就要让中共付代价。要下岗，首先就应该让中共下岗。凭什么要老百姓做牺牲？”遗憾的是，大多数中国人在中共的欺骗宣传和暴力高压下，习惯性的认为老百姓就是该为共产党买单。

第二，不要被“民生政策”的短期效应所迷惑，不要感恩戴德误认为共产党有希望。

现在共产党一打“民生牌”，人民就感恩戴德，这可说是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道景观。政府是人民纳的税养活的，世界上除了少数共产专制国家外，哪个国家不是把打理民生当作政府的基本职责？ 而中共左手祭出“民生政策”，右手却对“落实政策”的举措横加阻拦，这又是一道“中国特色”。如果老百姓因为中共左手的姿态，而对中共大唱赞歌，认为共产党在改变，放任中共右手的流氓行为，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我们老百姓。几十年前共产党就喊出了“为人民服务”，可是，为什么几十年后的民生问题仍象“三座大山”一样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共利用媒体宣传，让它的“好政策”一次一次的给人民以希望，对共产党报以希望，而让人民放弃了对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媒体自由和信仰自由的追求，要知道正是这些自由才能保障“好政策”的落实。共产党宣传“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可是却给老百姓强制洗脑，总是把希望放在了共产党这个邪恶的“救世主”身上。

历朝历代的皇权甚至民国政府，老百姓都有相当的言论和信仰自由。我们这里要的是让老百姓有联合起来监督政府的自由，自己修身养性的自由。

第三，不要满足于“有一点效果”，不要等待中共施舍，要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利。

一个政策，表面效果加上一言堂媒体主旋律的宣传，就能为中共买来“执政合法性”，让人觉得共产党还是代表人民的。可是，中共的政策是运动式的，运动是一阵风，风头过去了，就又没事了。何况在法不治众，不捞白不捞的心态之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敢于顶风作案。中共为了应付危机，不断出台政策，但是，并没有为保障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从体制上有所作为，还是那一套腐败官僚、没有制衡的体制，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和监督政策的还是一家人，还是党委书记这个一把手说了算，不管多好的政策，怎么可能有真正的、长远的效果呢？

如果老百姓只是被动的接受中共的“民生政策”，这样的政策即使走错了路，也不能及时得到纠正，就一定要等到另一个社会危机再次形成的时候，才有可能引起关注，就进入了又一轮新的“民生政策”出台，再次效果不佳，再次出现新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必定陷入一个越来越窄的死循环之中。

（待续）
[8:01:05] 缘:呼叫我即看影视 说： 揭开“中央政策好”这道迷魂纱（下）



文／欧阳非
（接前文）

六、中共真的关心“民生”吗

民怨沸腾时，中共还是害怕的，怕它的统治地位不稳定。出台“民生政策”，也是为了安抚人心，根本目的还是维护统治。实际上，中共的世界观——无神论加暴力哲学——对生命是不重视的（当然它自己的命除外）。所以，即使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关系到民生的投入却捉襟见肘，中共并不是真的关心“民生”。

所有的“民生政策”都是要花钱的，虽然这些钱会被层层贪污，“民生政策”面临的困境还是政府投入严重不足，投入不足还被层层贪污挪用，“民生政策”落实的处境就更让人担忧了。

《经济学人》2006年版的便携本《数据中的世界》列出一组统计数据。以教育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计算，中国仅为2.1%，比不上印度的4.1%，巴西的4.3%。

有人说，如果教育是国家的根本和未来，为什么不能先拨出10%的钱给教育不就好了吗？是啊，为什么这个最重要的项目，反而这么难得到钱呢？很简单，因为分配钱的人，不这么想，他有太多的其他地方需要钱了，而且是刚性的，是砍不下来的。

中共用于基本民生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属于世界最低之一，而豪华项目开支则高居全球首位。2004年的数据估计，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公车消费3986亿元，公款出境旅游2400亿元，公款赌资外流2000亿元，仅这几项开支合计就是12086亿元。而当年的财政收入是26396.47亿元。这些年下来，人的贪心越来越大，公款消费是越来越膨胀。中国的行政成本（包括上面列举的公款消费）占财政收入的比例，1978年为4%，2006年上升为24%，高居世界第一，大约是日本的十倍。

掌握财政分配大权的人，不是那些住不起房的人，不是那些看不起病的人，不是那些上不起学的人，他们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怎么可能砍掉他们自己的待遇呢？让一个坐奥迪的官员，自己说改坐国产的奇瑞，有多大可能？很可能他要改坐奔驰。据说，上海公务员有什么住房补贴，北京的公务员有什么小汽车补贴，为什么这种明显不合理的政策很容易出台，而给农村拨点钱建几所小学，就难于登天呢？就是因为掌握钱的、分配钱的、享受分配成果的是同一伙人，在没有监督制衡的情况下，政策向自己倾斜是必然的。

海外的人常不理解一件事，为什么中国会发生拖欠民工工资的事，民工很廉价的，没有多少工钱，承包商富的流油，搞的都是豪华工程，投资很多的，为什么就不能付给农民工工钱，让他们能回个老家，过个安稳年呢？还有，搞拆迁的，都是巨大投资，建豪华公寓商厦，怎么就不能合理的补偿人家呢？为什么要逼得人去用汽油自焚，去天安门跳金水桥呢？

其实，这些同共产党财政以百分之三十几增长，却拿不出钱去解决民生问题是同样的道理。这就是共产党统治下的世道。

七、“坏政策”是如何得到保障的

“好政策”的实施缺乏体制的保证，可是，中共的“坏政策”的实施却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执行管理机制，左右手配合默契，这就是共产党的流氓本性决定的。比如，中共迫害法轮功，从上到下铺天盖地的造谣诽谤宣传，司法、立法、执法机构的全力践踏法律，军、警、特务、外交、学校、单位、街道等等各行各业，方方面面全部都调动起来，数年不断的残酷迫害法轮功。谁迫害不力，就株连打击。

中共造成了太多的社会不公，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不允许律师为受害者辩护。首先是不让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后来是不让律师给汶川地震失去孩子的家长辩护，最近的是不让律师给被有毒奶粉受害者家庭辩护。有良心站出来的律师，要受到中共施加的各种压力，或者被强行解聘，或者遭人身安全威胁。全国有一百多位律师愿意为有毒奶粉受害家长提供义务法律咨询，但是中共政府官员给这些律师施压，让他们不要接受任何案子。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高智晟律师，他本人和他的妻子女儿经历了中共的长期骚扰、非法关押和酷刑折磨，目前下落不明。

这就是说，中共这个体制对于干好事只能走过场，干坏事却是踏踏实实的。这个机制从根本上就偏离了为民的基点，它是一个邪恶的体制。

八、要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利

“争取自己的权利”，这在西方社会是天经地义的事，是谓“天赋人权”。就是在中国古代，“拦轿喊冤”也是弱势群体无所畏惧的维权行动，更有大勇之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相反，倒是今天，被中共强权打断了脊梁骨的中国人民，对于“维护自己的权利”谈虎色变了。什么这是搞政治啦，这是鸡蛋碰石头啦，什么慢慢来共产党自己会变好啦等等各种各样的借口，充斥人们的思想。遇到邪恶的领导人，不敢去维护自己的权利；遇到亲民的领导人，又说不用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很多人不但自己害怕维护权利，还对敢于维护自己权利的人冷嘲热讽，甚至落井下石（这时好象有了无穷的勇气）。

历史走到今天，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抬起头来，抹去心中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人生是短暂的，我们没有理由牺牲一代人，二代人，把希望寄托在幻想上。我们放弃维权，就是在把苦难传递给我们的子孙。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就是在维护我们子孙的正当权利。留给子孙再多的金钱财富，不如留给他们做人的自由和尊严。

在维权的道路上，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法轮功学员自1999年7月以来面对残酷镇压和漫天诽谤，坚韧不拔的一直在和平理性的讲真相反迫害，他们的行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明白真相，加入到为法轮功学员维权的行列中来。中共不允许律师为法轮功学员打官司，可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律师，包括高智晟、李和平、黎雄兵、张立辉、李顺章、滕彪、邬宏威、郭飞雄、李苏滨、温海波、韩志广，王永航等等大陆律师，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

看起来这些律师是在维护法轮功学员的权利。可是，如果律师不能替受害者打官司，那还叫什么律师呢？哪里还有律师的尊严呢？为别人说话，就是为他们自己说话。这些为法轮功学员维权的律师，何尝不是在维护他们自己作为一个律师的基本权利呢？

现在不是人民害怕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害怕人民的时代。

九、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嘴上。

当有人说党的“民生政策”如何如何，对党感恩戴德的时候，你告诉他，中共的左手给出“好政策”， 比左手厉害无数倍的右手却在钳制言论和媒体自由，压制司法独立，禁止信仰自由，阻止农民和工人联合起来维护权利。一句话，右手在阻止“好政策”落到实处。

当有人说亲民领袖如何感动了他，而让他对党充满希望时，你告诉他，不要把对个人的拥戴爱屋及乌到对党的幻想。在中共的体制下，事实一再证明，个人根本不能起什么大的作用。党性高于人性，共产党不解体，再亲民的领导人也做不出实质性的结果。

当有人用中共的谎言说法轮功如何如何的时候，你告诉他，就算不同意法轮功的观点，也要维护法轮功学员说话和信仰的权利。你告诉他，对自己不认同的什么事，就默认对其赶尽杀绝的做法到头来害的是自己。你告诉他， 中国社会的腐败来自道德的堕落，诚信的丧失。“真善忍”对中华民族的道德复兴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当有人用民主，用稳定，用国情来为共产党开脱的时候，你告诉他，老百姓不是要让共产党做什么，而是要让共产党不做什么。给人民自由不需要投票，也不需要金钱的投入，只是让共产党停止作恶。古代皇帝和国民政府都能做到的言论、媒体和信仰自由，共产党为什么做不到？

当有人给你《九评共产党》时，不要认为那是在参与政治。让人们认清共产党的起源、历史和本质，是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中国人的使命。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谈论根除腐败和恢复道德诚信，没有实质性意义。解体共产党是其他一切复兴中华民族之大业的最根本的基点。

当有人劝你退出共产党、团、队时，不要再犹豫。你告诉自己，退了吧！相信自己，社会没有因为你退了党而动乱，相反，让人类看到，多了一颗摆脱共产邪教的心灵。

希望本文能够帮助读者认清“中央的政策是好的”这个迷惑大众的口号，勇敢的加入退出中共党团队的行列。

（完）